
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明确提出“现代服务业”概念,强调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,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。作为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,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: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76.56万亿元,占GDP比重56.2%,贡献超半数经济增长。然而,规模扩张背后,质量与效率的提升、创新能力的突破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,仍是亟需解决的课题。构建科学评价体系,不仅是衡量发展水平的标尺,更是破解瓶颈、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。
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,根植于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。配第-克拉克定理揭示的“服务经济化”趋势,在数字技术推动下加速演进。数据显示,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2年的45.5%攀升至2024年的56.2%,这不仅印证了传统“鲍莫尔成本病”理论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突破,更凸显知识资本与数据要素协同创新的价值重构效应。罗默内生增长理论的新实践表明,平台经济依托梅特卡夫法则形成的网络效应,正催生服务业价值创造模式的根本性变革,要求评价体系从线性思维转向动态、多维的立体框架。新制度经济学为破解服务业发展瓶颈提供了理论钥匙。科斯交易成本理论警示,服务业无形性特征导致的信息不对称,已成为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障碍。世界银行研究表明,服务业交易成本每降低10%,可撬动2.3%的生产率增长。当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质量纠纷占比达68%,暴露出“柠檬市场”效应下的制度短板。为此,亟需建立涵盖效率、结构、创新的科学评价体系,通过动态捕捉日均2亿条平台用户数据,构建“需求感知—供给优化”的实时反馈系统,推动服务生态向更高层次耗散结构演进。这既是西蒙有限理性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实践延伸,也是实现服务要素帕累托改进的必由之路。
政府工作报告与“十四五”规划等政策文件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指明方向,明确推动数字化、融合化、绿色化转型,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。
当前,全球竞争格局深刻变化,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普遍超过70%,我国需通过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缩小差距;消费需求持续升级,从“基础服务”转向“品质服务”,亟需建立以用户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价标准;产业融合进一步深化,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协同需量化指标引导。实践层面,多地已探索评价体系试点。
例如,浙江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“服务业发展指数”,动态监测企业创新能力与绿色转型水平;上海将“社区服务覆盖率”“智慧服务渗透率”纳入考核,推动养老、托育等民生领域提质增效。这些实践不仅呼应了政策要求,也为全国性评价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,凸显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必要性。
现代服务业评价体系需紧扣“高质量”核心,兼顾经济贡献与社会效益。在创新驱动维度,研发投入强度、数字经济占比、专利转化率等指标可衡量行业技术突破能力,与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、服务业数字化国家标准形成政策衔接;在融合协同维度,服务型制造占比、产业融合项目数等指标可量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协同效应,为深度融合试点提供依据;在绿色可持续维度,单位服务能耗、绿色认证企业占比等指标呼应“双碳”目标,推动行业低碳转型;在民生福祉维度,社区服务覆盖率、居民满意度指数等指标直接关联银发经济、普惠托育等民生政策,体现服务业的民生价值。评价体系需遵循一致性、系统性、可操作性和导向性原则。
例如,在可操作性层面,可借鉴广东经验,利用大数据平台整合企业能耗、创新投入等数据,自动生成区域服务业“健康度”评分;在导向性层面,通过权重设计引导资源向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倾斜,如将创新指标权重提升至30%,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。
构建现代服务业评价体系需实现政策框架与地方实践的协同。首先,完善顶层设计,制定《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评价国家标准》,统一指标定义与数据采集规范,避免“一地一策”导致的区域割裂;其次,强化数据支撑,打通统计、工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数据壁垒,建立全国统一的服务业大数据平台,实时监测行业动态;再次,鼓励地方创新,在京津冀、长三角等区域开展试点,支持深圳增设“跨境服务贸易便利度”等特色指标,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;最后,形成结果应用闭环,将评价结果与政策支持挂钩,对高评分企业给予税收优惠、融资便利,推动低效主体转型升级。
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既是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,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民生工程。科学评价体系能够精准识别行业短板、引导资源优化配置、激发创新活力,最终形成“评价引领—创新突破—能级跃升”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新范式。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已将现代服务业提升至战略高度,未来需以评价为“指挥棒”,推动政策落地、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,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。
(作者孙少龙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、汪寿阳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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